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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药酒,让梦想照亮远方

发布时间:2014-9-15  浏览次数:0 文章来源:百利生  

    1620年在英国的普利茅斯,当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3桅小船驶向茫茫大西洋的时候,船上的102名清教徒心中充满了去国离乡的惆怅,他们不知道远方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他们,更不知道未来有个叫“美国”的国家在他们的这次航行中被勾画了模样。


    在“五月花”驶离普利茅斯的100年后,受罗马天主教教廷派遣到中国传教的两个意大利籍年轻人启航来华。当年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富庶强大,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管理着一个令人艳羡的东方世界,东方已经在马可波罗的游记描述中,成为很多西方人神往的地方。


    罗怀中(Giuseppe Da Costa,1679-1747)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优秀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他和著名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都是意大利同乡,是罗马教会精心选拔的一流人才。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离开欧洲,同年八月抵达印度,再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离开印度,又经过了几个月的海上航行,才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九日到达澳门。


    他们此去将直接服务中国皇室,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修士,他们渴望以自己的技艺来影响康熙皇帝,影响上层社会,将天主的光芒普照这块神奇的土地,“愈显主荣”,无数的传教士们都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荡去所有漫长航行的艰辛和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激发了他们完成使命的神圣情怀。


    可以“内廷行走”的洋御医


    从明末清初开始,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将历法、天文、算术、音乐、绘画、医学等先进的欧洲文明带进了中国。康熙皇帝也从西方传教士的身上,感受到有前所未见的实用科技技能的力量,他开始重用西洋传教士,康熙皇帝本人两次接触西医西药的亲身经历,更是让他有些迷恋西方文明。一次是传教士洪若翰献上的奎宁药治好了康熙的疟疾;令一次是传教士罗德先进献的葡萄酒,疗好了康熙严重的“心悸症”;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当广东巡抚杨琳向皇上具折奏报罗怀中和郎世宁到了广东,康熙即刻颁旨:“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罗怀中和郎世宁抵京后,住在了今天王府井北头的天主教东堂,并马上受到康熙的册封。郎世宁成为御前画师,罗怀中则进太医院,被封为“扈从医师”,特许“内廷行走”。


    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到中国,到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去世,罗怀中在中国足足呆了32年,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雍正末年,罗怀中因与其他王子的交往令雍正反感而被逐出皇宫,病逝于乾隆十二年,享年68岁,罗怀中他自己半生的时间留在了中国。


    罗怀中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皇亲国戚,平时他也交际王公贵族,史料记载,他“生活纯洁,医术精良……居京三十年,不断为教内教外人尽力。”朝中的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也非常敬重罗怀中,只要有病就请他诊治。病好以后,给钱给物,让他去买自己所需要的药物。罗怀中本人还不好意思要,他是怕人家不高兴才偶尔接受这些馈赠。


    多年的太医院经历,罗怀中接受中医药文化,其精湛的医术深得皇室信任,他将西方的解剖学带给了中国,另外,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雍正起居注》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初六日,罗怀中呈献给雍正皇帝三张“西洋葡萄药酒”的配方说帖,这三种植物配方的葡萄药酒分别是:“罗斯马丽诺葡萄药酒”、“肉桂葡萄药酒”和“桃仁葡萄药酒”,罗怀中在说帖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植物配方葡萄酒的草药用法用量以及制备方法。


    局促中的传教士罗怀中


    康熙末年,清廷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礼仪之争”成为中国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囿于某种原因,文化学者和历史学者尚且缺乏深刻理性的审视。然而,这处于这个事件胶着之中并负有“愈显主荣”使命的罗怀中和宫廷画师郎世宁,那时是一种何等局促的状态。


    明朝末期,天主教才被中国的统治阶层接纳。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那时候,传教士利玛窦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加入天主教的信徒保留“信祖宗”的权力,这个折中的办法使得中国的统治阶层认同和接纳了天主教传教士。


    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82年。在各种教派中,天主教耶稣会成为与中国统治阶层接触最为密切的教会组织。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赢得了清廷信任,清朝甚至接纳了一些传教士在朝中为官,同时也使得天主教在华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康熙末年。


    “礼仪之争”最早是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继任者提出的是否需要捍卫纯洁并避免本地化的内部争议,争议的结果还是沿用利玛窦的做法,但是,晚于耶稣会入华传教的天主教“多明我会”则反对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会”落脚在中国福建一带,1631年其高级神甫向罗马教廷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妨碍了信仰的纯洁性,而耶稣会则向罗马教廷陈述自己做法的合理性,这场争论旷日持久,最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其时已是康熙末年,康熙皇帝同样面临了来自阁僚的压力,朝中大臣认为,日益强大的天主教信众有可能成为异己力量,他们敦促康熙皇帝对传教行为予以干预。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贵为天子的康熙皇帝内心的纠结与不舍。康熙能掂量出西方文明中科技进步的力量以及他本人并不认为这些在朝任职的“外臣”心怀不轨,所以,他一面投书罗马教廷,希望能够保持原有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政策,同时,这个老人督促罗马教廷再派一些“西洋实用人才”来华,也就是说,清廷希望接纳有技术特长的传教士。郎世宁和罗怀中的来华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


    两位传教士到达北京的这一年(1715年),梵蒂冈就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已经做出了决定,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认为,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再次颁布“自登基之日”(the Bull Exilladie)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


    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决定为“礼仪之争”画上了句号。但是,这一决定被康熙看到时已经晚了六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阅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随后不久,康熙驾崩,继位的雍正下令禁教。“许洋人自己信教,不许传教;慕洋人技能任事,可以居留中国”是很长一个时期清廷的主导思路,雍乾时期,尽管天主教传教士在宫中仍受到很高礼遇,但传教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我们可以想见,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布教以来,接近两百年的天主教耶稣会的基业,面临这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不能不说是罗怀中心头最大的病。


    罗怀中制备“西洋葡萄药酒”


    洋御医罗怀中制备“西洋葡萄药酒”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这事情发生在雍正11年的七月初六。


    历史记载,雍正皇帝自雍正八年以来,已经开始搜罗了炼丹的道士在圆明园炼丹。就开始痴迷修道以了。皇帝服食丹药,在雍正看来是可以“养生续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这种“进补”的行为,在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并接受了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西方近代医学熏陶的罗怀中看来,是荒诞虚妄的,太医院负责供给炼丹的物料,而行走于太医院的罗怀中,恐怕不能不知道炼丹所用诸种贵金属的危害。


    罗怀中面临着取悦雍正以换取宽松的传教环境的实际需求,也面临着从医学角度,纠正雍正荒唐错误的甚至戕害自身的“服食丹药”的行为,那么,对向来自负并近乎走火入魔的雍正,也许只有“养生续命”的由头能令皇上感兴趣了,历史给了罗怀中一个机遇,洋御医罗怀中有了一个大胆的创制。


    当时,制备植物配方的养生葡萄药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一是,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食疗还是药疗的药酒,都是白酒浸泡而成,白酒较高的酒精度是药物有效成分溶出的溶剂,而葡萄酒酒精度较低,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看,直接葡萄酒浸泡草药容易变质,所以,制备需要一定的技术。


    二是,雍正皇帝是一个生活品位很高的人,南怀瑾曾评价雍正是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进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奇才皇帝,与雍正帝相处十余年的罗怀中应该是知道这点的,制备的植物葡萄药酒必是精品,方能博取圣上欢悦;而且,罗怀中专为雍正配制西洋葡萄药酒责任重大,稍有差池,会以“大不敬”论罪的。


    那么,罗怀中为什么敢于冒这样大的挑战和风险呢?我们追踪历史的蛛丝马迹,以还原当时敢于任事的罗怀中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首先,葡萄酒被王室贵族和达官贵人认可是滋补上品。


    这个科普教育应该归功于雍正的父亲康熙皇帝。康熙在四十八年(1709年)1月25日,在“礼仪之争”风起但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面对巨大的否定传教士的朝野压力,康熙借表彰西洋人进献葡萄酒一事,肯定传教士忠君并为清廷效力,上谕中说南怀仁等一些西洋人劝进葡萄酒:“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伊等爱君之心,不可不晓谕朕意。”康熙甚至向全国颁发谕旨征酒,传教士们和各省官员闻风而动,渴望抓住这个向皇上媚好的机会。康熙四十八年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仅江浙的传教士就向康熙皇帝进献了100多瓶,史载“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一时间,西洋葡萄酒贵为稀世之宝,成为皇室上层达官贵人的新宠和奢侈品,后续进贡的就更多了。在康熙眼里,犹如“母乳”一样的西洋葡萄酒是大补的酒品,加上康熙一生都对白酒索然寡味,拿葡萄酒尝试配制植物补酒,自然有其合理之处。


    第二,罗怀中是西医和药剂师出身。


    据法国人费赖之所著《中国耶稣会士传记书目》的记述,罗怀中少年时代即从良师学习药剂,所以他对药用植物的属性应不陌生。十八世纪的欧洲,外科医生是拥有一流科学训练的职业,所以,说罗怀中“精通医理和药剂”应该并不过分。同时,罗怀中在御药房“行走”已经接近20年,太医院非常丰富的、承载千年医典文献和本草药物实践,更拓展了罗怀中对中医药的认识和认同;


    第三,罗怀中可能掌握融酿技术


    天主教与葡萄酒形影相随。有人统计过,《圣经》中至少有521次提到葡萄园及葡萄酒。《新约》的记载,耶稣在纪念逾越节的晚上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席间,他将葡萄酒和面包分给大家,说道:“拿去喝吧,这是我为众人所流的血,也是上帝和人立约的血。”


    天主教的修士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专家,最好的葡萄酒都是在天主教修道院的地下酒窖里的,天主教西多会的修士们通过品咂葡萄园里的土壤来确定种植哪一种葡萄,这种专注精神成就了今天法国勃艮第产区成为世界最伟大的产区。从这点来讲,传教士罗怀中是有可能掌握一些葡萄酒的融酿工艺的。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罗怀中制备的西洋葡萄药酒并不是将药用植物与葡萄一起发酵酿造的产物,应该是利用现成的葡萄酒融浸了植物草药而成。史料记载,北京阜成门外“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一直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教会墓地,这里安葬了利玛窦、郎世宁、罗怀中等知名传教士。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署《辛丑条约》后,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重新划归教会并由法国籍传教士管理,因为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需要使用葡萄酒,于是法国的修士从法国引进了葡萄秧,在滕公栅栏墓地周边开辟了葡萄园。1910年(清宣统二年),法国修士沈蕴璞在墓地旁的“马尾沟教堂”建立了葡萄酒坊,延请法国技师,采用法国工艺生产葡萄酒,这是查证的北京最早的葡萄酒酿造记载。


    我们在历史微弱的光芒中,考据这段有趣的史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个远渡重洋的传教士那份浓重的人文情怀和作为“外臣”的普世情怀;

 

    罗怀中制备的西洋葡萄药酒并没有在雍正身上出现奇迹,常年服食丹药的雍正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两年后驾崩。


    然而,当年罗怀中严谨的态度和历史性的创新实验,却悄然开创了中国本草养生葡萄酒融酿的先河,泱泱大国的东方养生本草与西方的葡萄酒发生了历史性的美妙融合。

 

    让梦想照亮远方


    在清廷禁教的大环境中,罗怀中传教的梦想变得困难重重。随后,罗怀中即因为与其他太子的交好而被雍正贬出皇宫。


    罗怀中在京城设立诊所,为普通人治病,看不起病的人他就免费,有的时候还送钱送物给病人,他劝慰人们相信天主,以使灵魂得到拯救,他以治病救人的方式来传教,让我们感觉到一位虔诚修士的苦心。罗怀中是在给别人看病的时候感染了溃疡疾,六个月后,他在北京去世。


    此时,已经继位的乾隆皇帝给予罗怀中很高规格的葬礼:赐葬银二百两,并委派地方官员送葬,史料记载,“贫寒废疾悲泣者,人数甚众。”


    今天,北京百利生葡萄酒业所致力的养生本草红酒事业,可以从这个历史的浪花中找到缩影,本草红酒将东西方融酿在一起,但是,在中国红酒产业并不发达的市场背景下,面临着诸多的巨大挑战,本草红酒是百利生人“健康与时尚”的梦想,百利生取“PLAINSONG”的谐音,这个英文的原意是天主教教堂唱诵的“素歌”,也译作“圣歌、福音”,那么,就让梦想照亮远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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